“将‘一群人，一条心’的奇迹，酿成最戳人的时代篇章。这不是孤胆英雄的独角戏，而是一群追光者的奋斗征程——有干部带头夯土筑城的热血，有村民集资聚力的赤诚，有伙伴们为目标争执又并肩的执着，每一份为理想拼尽全力的模样，都燃得让人热泪盈眶。”一位豆友这样写道。
确实，《小城大事》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，它呈现出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社会积极向上、努力奋斗、勇于开拓的时代风貌，这是“中国奇迹”的源头，也是值得传承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讲真史、说真事、表真情，这是《小城大事》的胜场，但写实主义是一门技术，只有题材的真、创作态度的真，而忽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，也会留下遗憾。
把握住了时代的主旋律
许多观众将《小城大事》视为“年代剧”，其实它在努力成为一部“史诗剧”。
《小城大事》的故事来自被称为“中国农民第一城”，即温州市下辖的龙港市（县级市），从无到有的建设历程。1982年，温州市批准设立沿江港区（后改名龙港区），在原有的五个小渔村和一片滩涂上建设新港区。然而，缺资金、缺经验，这么大的事能干成吗？当地干部呈现出惊人的创造力。在当时，集资建城、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，在制度上都是不可逾越的难关，但他们还是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，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。“龙港经验”是一次伟大的尝试，堪称是又一个“小井村包产到户”式的成功实验，它充分证明在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指引下，一个勤劳、勇敢、智慧的民族必能开创灿烂的明天。
《小城大事》较好地把握了时代精神，即改革开放就是走前人没走过的路，做过去不敢尝试的事。在剧中，面对堆积如山的告状信，面对“买卖国有土地”的严厉指控，在找不到政策依据的前提下，上级领导还是果断拍板支持。再如，依照当时的文件规定，私企雇工不能超过七人，否则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可戴上这个“紧箍咒”，企业还怎么发展？又是上级领导的决策，让龙港（即剧中的月海镇）人突破了禁区。
相信会有不少中老年观众喜欢《小城大事》，因为它唤醒了曾经的记忆，重温了那个鼓励勇敢去闯、坚信“明天一定会更好”的年代。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，只要有激情、有干劲，年轻人很快就能取得成绩，并彻底摆脱历史遗留的种种约束。
而所谓“史诗”，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为核心，兼具神话与历史色彩的叙事。随着社会发展、竞争加剧，仅凭个体努力已经很难实现“无限可能”，这让《小城大事》带有了某种时代赋予的传奇性——原来“奇迹”真能发生；靠个人的能力与勇气，真能做成一件伟业；靠无数普通人的努力，真能迸发出如此惊人的能量。《小城大事》表达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激情与梦想，并激励着今天的人们。
主角人物设定符合真实
《小城大事》呈现的是人物群像，但主要聚焦在月海镇书记郑德诚（黄晓明饰）和镇长李秋萍（赵丽颖饰）。对两位演员的表演，观众评价不一。赞者称勇于尝试、努力突破自我；弹者云缺乏年代感、不够真实。两种意见均有道理，但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剧中的人物设定基本符合事实。
郑德诚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，心中充满对百姓的爱，为人公正无私。当亲侄子入狱，面对哥哥的苦苦哀求，他毅然拒绝徇私。面对困难，他有方法、有谋略，但也存在过于相信个人经验、固执己见等问题，有时会采取“一言堂”。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郑德诚式的干部难能可贵，因为有胆量、敢尝试。当建设月海镇（即龙港）面临资金瓶颈，无法打开局面时，他敢拍胸脯保证，一年之内，让月海镇的居民增加到五万人。他的依据是，农村经济搞活后，部分农民迅速富裕起来，涌现出大量“猴子”（即万元户），他们做梦都想进城发展。当地有一万多“猴子”，如果他们把家安在月海镇，每家三人，五万人的目标便可实现。
然而，郑德诚也埋了“暗雷”，他并没对上级说明要帮“猴子”们实现“从农业户口变城镇户口”，并集资建城，这些是彼时谁也不敢跨越的“红线”。郑德诚在汇报时只抛出了诱人前景，以致无人发现其中的风险。郑德诚敢于这么做，是因为“信息差”：领导不了解“猴子”的诉求，也不能直接发动“猴子”，而郑德诚是掌控这一全新且巨大资源的开关，其中的风险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种“先去做，出了问题再找上级去解决”的方式不规范，却匹配彼时的时代需要。郑德诚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角色，黄晓明既呈现了他的闪光处，也呈现了他的暗伤。
无论在剧中，还是在真实生活里，这种粗放式、个人中心式的管理都只适合“疯狂成长期”，而不适合长期发展。事实上，龙港市上世纪80年代末确实出现了社会秩序乱、无序竞争、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解决后，龙港才迎来了第二阶段的发展。
在《小城大事》中，镇长李秋萍抓环境卫生、医疗、市场秩序等，看似都是“次要问题”，可以等经济充分发展后，再慢慢解决，但从龙港市的真实经验看，只有突破瓶颈，才能带来新发展，所以说李秋萍的角色设置亦具有真实性。
在细节上做了不少功课
观众称《小城大事》是“年代剧”，可能因为剧中的许多细节，较好地呈现了当时的氛围。
剧中，郑德诚的侄子郑志强本是老实的待业青年，改革开放让他看到机会，最初他只是普通挑夫，没想到赚钱比想象中多得多，这让他迅速自我膨胀，和小弟们结为团伙，逐渐排挤他人，独占一方市场。到后来，他开始欺行霸市，触犯法律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确实有不少人因缺乏相关的经济、法制教育，在金钱面前迷失方向。
而陪伴市场经济而来的，还有各种新鲜事物，比如从香港舶来的随身听、人造革皮衣、电子表、蛤蟆镜、花衬衫、农民西装……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闯入，让人很难保持内心平静。新事物意味着新信息，新信息冲击着原有的认知框架。与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激情相伴的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浮躁与笨拙。
剧中的解春来（陈明昊饰）便是在夹缝中左右支绌的人。他既想保住经商多年赚来的一点积蓄，又想抓住时代机会，果断投入，取得新发展；既想在副镇长的位置上更进一步，又不知如何掌控全局，遇事只会装镇定；既想赶时髦，又不了解时尚，只能什么新鲜就尝试什么；既想被别人关注，又不知自己究竟有什么亮点……解春来在各种选择间不断切换，让这一人物笑点满满、自带喜感。
另一位副镇长林冬福（耿乐饰）则是颇具代表性的“老实人”，专注于擅长的工程业务，遭遇真情却不知怎么表达，只会埋头干活。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“爱情”还不可被公开谈论。回想1980年，电影《庐山恋》中公然出现接吻镜头，一时间舆论大哗，爱情才被重新热议。恐怕只有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现场，才能理解林冬福式的羞涩。
《小城大事》的细节功课还体现在广播中的刘兰芳评书、招待贵客用的麦乳精、名片走入生活、镇政府初期经费来自镇领导集体剥虾壳等等，这些都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感到亲切。
写实功力还需提升
主题好、主要人物立得住、细节还原度高，为什么仍有那么多观众不够满意呢？因为只有这三者，不等于就是写实主义，写实主义还需要真诚。
从叙事线索看，《小城大事》虽开始为多线，后来却渐渐归并成郑德诚、李秋萍的主角单线，从而把自己逼入困境：似乎月海镇的改变全靠郑德诚拍脑袋、李秋萍补窟窿，而发挥更大作用的百姓却集体被“消声”了。单线叙事的重复单调，又倒逼《小城大事》靠偶发事件不断引入新故事，而几乎没有一个故事是由“必然”生出的。
为挽救这一缺陷，剧集塞入大量感情戏：林冬福与孙小燕、李秋萍与杜涛（还加了郑德诚）、孟晓丽与余青田。如此这般还觉不够热闹，再奉送两对欢喜冤家——解春来夫妻和李秋萍父母。月海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，难道是谈恋爱和夫妻吵架？如此一来，爱情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写实主义的力量，让此前的种种努力变为无用功。
此外，《小城大事》在部分细节上也存在着“想当然”，比如记者杜涛的困境，主创人员把本世纪初才出现的报社考评标准挪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编辑部主任满口外行话，显然是创作者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。这在《小城大事》中并非偶发，剧集的大量细节似乎来自回忆和“推理出的真实”，结果就是挂一漏万，比如主创竟忽略了极具时代标签感的“金庸热”、喇叭裤、蛤蟆镜上必须贴着标签等，演员的着装也时常有“穿越”，剧中还不乏从别的剧本中移植过来的梗。
写实主义需要功力，而这功力来自真诚，来自深入生活的观察。《小城大事》未能写出真正独特的“龙港精神”，或许只需改个名字，它就能用来表达另一个改革时期的重大题材。这就不再是写实主义，而是写实主义的塌陷。
编辑/刘忠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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